碳緣政治 (廖錦興博士)
自1992年通過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》以來，公約致力保護環境。從1997年氣候峰會的《京都議定書》至去年的埃及峰會，期間達成過不少宣言及協議，但落實執行的不多。筆者在本欄曾分享過氣候變化的危機、各國採取的環保政策、科研成果促進減排、碳足跡/碳交易、循環經濟的機遇等，這些都是圍繞着計劃、部署、行動，能否真正應對氣候變化，仍要全球齊心協力。
「氣候變化」這議題存在兩極現象。一方面議題正面，屬大勢所趨，歐美人民普遍認同。另方面減排直接影響經濟發展，投資高、回報慢，經濟下滑及政治因素，亦使減排成為不太受歡迎的選擇，若遇到戰爭更不用說了。以英國為例，算是對抗氣候變化的先鋒，上周首相辛偉誠卻宣布推遲政府一些關鍵綠色政策，避免為實現減排目標而陷入經濟困境，強調「減排應該以務實為主，而非讓人民破產來拯救地球」。
以往西方國家慣用協商式政治，現在經濟發展東升西降的趨勢及地緣政治先行，爭端和角力成為主導。俄烏戰爭沒完沒了、全球經濟下滑、台海緊張的陰霾下，就連最後一根稻草「氣候變化」都頂不住，取而代之的是「碳緣政治」抬頭。
「碳緣政治」的概念，首先出現在《經濟導刊》（Economic Herald）的2022年4月版，它描述了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體系中，國家之間引領與被引領、攫取或維護利益的行為和博弈，是影響全球資源重新配置和利益重新分配的重要槓桿。文章將世界各國分為三大類別：第一類是以清潔能源消費為主的發達國家，包括歐洲、美國、加拿大、日本等；第二類是發展中國家的能源消費國，其能源消費中煤炭仍佔很高比例，包括中國和印度等；第三類是依賴石化能源出口的資源國，以俄羅斯、沙特等中東國家為代表。
那些採用清潔能源國家擁科技、財富和權威，制定極高的減排標準，要求其他國家跟隨。那些人口眾多又尚未能達到相關超高減排標準的國家，則更關心生存權利而非環保意識，他們可能面臨跨國貿易限制甚至制裁，也需要付高昂的碳關稅或碳權。若未來清潔能源應用大增，覆蓋全球，那些以依賴石油能源出口的富有國家便淪為過街老鼠的窮小子。
筆者相信清潔能源將會是人類的未來，但要擺脫碳緣政治，就只能與時間和發展清潔能源的科研競賽，這亦意味着煤炭等高碳能源產業逐漸萎縮，代之而起的新能源產業，例如光伏、風能、氫能、地熱能、生物質能、核能等產業，以及新能源汽車、新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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