數據管治重中之重:培養機構文化 (鄧淑明博士)
本文作者鄧淑明博士,為香港大學工程學院計算機科學系、社會科學學院地理系及建築學院客席教授,為《信報》撰寫專欄「科網人語」。
今年5月公布的「全球數據指標」(Global Data Barometer),香港在「管治」(governance)方面評分特別不濟,細項「數據管理框架」更被評為零分!這個「指標」研究為期兩年(2019至2021年),以四大支柱:管治、能力、可獲取程度、使用及影響等,來評估全球109個國家和經濟體。
香港有這樣的評分,相信與本港在開放數據缺乏強力的領導和清晰的方向有關。早在2016年,智慧城市聯盟(SCC)已向政府呈交發展建議,指出必須設立一個高層次的部門,專責為開放數據把關。該部門既要說服政府內部「digital by default」(即開放數據並附「應用編程介面」API作為指定動作),又要協調重要任務,包括數據標準化,以及制定數據定義、收集和處理的機制;更要審核技術開發、數據使用,特別是個人隱私保護的相關法規,並檢視相關法例兼制定實行時間表等。
由於任務繁重,我建議政府設立一個「首席數據官」(Chief Data Officer,簡稱CDO)職位,但5年下來,CDO完全未見蹤影。特首如果要繼續發展智慧城市,就要踏出此關鍵的一步。
除此以外,作為政府骨幹的公務員,如何提升他們的數據素養,令決策以數據和實證為基礎也不可或缺。
美國國務院去年9月發布的《機構數據策略》(EDS)可以參考。文件提到如何改善公職團隊的數據觸覺,包括要通過分析加速決策、建立以任務為本的數據管理,以及加強機構數據治理,而重中之重,是培養機構文化,即上下整體對待數據和數據分析及應用的態度。
新加坡政府在2020年12月發布的《數碼政府藍圖》,也指政府要把目前的營運模式,改變為以數據驅動的文化和架構,傳統的IT團隊需要發展成為數碼和數據團隊,擴大數據工作甚至分析範圍。
員工除了要具備基本的數據技能外,更要有意識把數據扣連到實際環境應用。初期大家都是先有具體的難題,然後嘗試從數據中找尋答案,於是整個數據搜集和分析過程都圍繞着預定的難題,並以此衡量和驗證解決方案是否切實可行。逐漸,這種以數據為決策依歸的態度滲入日常。例如負責人事管理的部門,在招聘、挽留、培訓、獎勵過程中,全以數據決策,可避免不自覺的偏見。
機構文化是一套約定俗成的行事方式,要改變可能相當艱巨,這有賴上行下效,加上適當的獎勵和設定硬指標,才有望扭轉形勢。
(編者按:鄧淑明博士最新著作《你未來就緒嗎?》現已發售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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