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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典的開放多元文化(管理新思維)

By on January 15, 2016

原文刊於《信報》的專欄「管理新思維」

統籌:陳志輝(中大EMBA課程主任)

主持:陳志輝、吳玉芬、黎啟昌、譚振忠、

羅曼穎

嘉賓:李佩德

(愛迪達集團全球運營及亞太區法律總監)

整理:謝冠東

 

陳:陳志輝  吳:吳玉芬

黎:黎啟昌  譚:譚振忠

羅:羅曼穎  李:李佩德(Christina)

後排左起:譚振忠、羅曼穎、吳玉芬、黎啟昌;前排左起:陳志輝、李佩德

後排左起:譚振忠、羅曼穎、吳玉芬、黎啟昌;前排左起:陳志輝、李佩德

羅: 先問問幾位EMBA同學,為何選了「瑞典的開放多元文化」這個研究題目?

環境刺激腦震盪

吳: 事緣我們關注到兩項數據。首先瑞典在2014至2015年連續兩年於國際創新指數中名列全球第三;第二,瑞典的970萬人口中有15%是外來人口。我們想研究這種多元文化是否提升企業的競爭力,並在瑞典考察了多家企業,從中借鑑。

陳: 跟聽眾分享一下當地的見聞吧。

黎: 在香港開會,同事往往靜靜坐在會議室裏聽上司發言;但在瑞典,員工會踴躍發表個人意見,能與上司平等溝通,印證了她的開放文化。

陳: 它摒除了階級觀念,重視每一個人的意見,那才能結集最多的創意。其實,任職上司的一般較難創新,他在企業的既有軌跡走了二、三十年,已有一套固定的思考模式,更需要新同事給他帶來衝擊。

譚: 在瑞典我們拜訪了發明手機遊戲Candy Crush Saga的King Digital Entertainment。它的願景是遊戲能迎合四海之內的人,而非只局限於某個國家或族群,可見其開放的視野。它的工作環境也是自由開放的,類似其他科技公司。例如在接待處有幾個旋轉咖啡杯,每個可坐四五人,大家可隨時相約旋轉杯子,放鬆身心,刺激創意。開會也不是在會議室裏正襟危坐,有人會躺在長桌,有人甚至在爬繩網,那更能刺激腦震盪,啟發不同思維。

鼓勵同事聽音樂

陳: 印象最深的是,甫到達King的寫字樓,你會以為走錯了地方,那完全不像辦公室。它五彩繽紛,更像兒童樂園。那裏還有乒乓球桌和足球機。它能讓員工跳脫死板的商業環境,進入想像的世界。

羅: Christina,你任職歐洲企業,對這種辦公文化又有哪些體會?

李: 我曾任職本地公司和跨國企業,確實體會到彼此文化有相當差異。外國公司尤其北歐和美國公司,特別着重開放式文化。例如辦公地點不會劃分為一個個房間,不似香港公司最起碼設有間格板,很講究私人空間。外國公司力圖增加員工互相接觸和交流的機會,消除任何溝通上的隔膜。

陳: 我們在瑞典也發現辦公大樓裏只有很少的房間,那少許房間只為見客之用,因與客戶交涉時可能觸及商業秘密。除此之外,員工只須拿着自己的筆電,隨意找個地方坐下來,便可以開工。他最需要的,只不過是一個電源插頭。做完後,他就一拔電源,把電腦帶走,可能去喝杯咖啡,與同僚談天。傾上好一段時間,他又去第二個地方開工了,遠比香港自由自在。

李: 是的,外國公司並不喜歡一套職級分明的系統,它希望同事能夠四處流動,增加互動。同事都不會有自己的書桌和房間,可以隨時走動。有些人會疑惑,沒有了間隔板,辦公樓裏七嘴八舌,豈不十分嘈吵?何況在辦公地點講電話也是無可避免。對應之道是,這些公司會鼓勵員工戴耳機聽音樂,隔除噪音。研究更顯示,工作時聽音樂還能刺激思維。

自由會否變成放任

羅: 然而香港的寫字樓能套用這些做法嗎?

李: 那有一定難度,始終本地人的教育背景和文化根基並不一樣。外國公司的上班時間也是彈性的,不會管束員工何時上下班,讓他們自行安排作息。這與我們從小在學校就習慣事事循規蹈矩有別。

陳: 假如員工甲選擇上午上班,員工乙卻選擇下午,那怎樣溝通?

李: 現在資訊科技發達,那並不成問題。有些公司甚至鼓勵員工在家工作。他們可安排電話會議、視像會議等,不一而足。何況在跨國企業,員工往往在不同國家上班,他們對此已習以為常。

羅: 有聽眾問,假如工作環境太自由,員工會否躲懶,效率不彰?

黎: 談談我公司的經驗。上司通常會設定「死線」,例如在集思會過後,我們會說明在何時要達到哪些目標。故環境自由之餘,也有相應制度配合。

吳: 過往可能會由上司督導下屬,但現時企業架構趨向扁平,鼓勵同事互相切磋,但有人亦指出那較難達到共識。我們公司會改為採用小組討論,以免意見過於繁雜,同時在會議之先必須設定目標,以免會議流於空泛。最後,公司的制度亦設有KPI(關鍵績效指標),評定同事的表現。

黎: 提到小組討論,那令我想起我們公司近年在小組之間還會進行比賽。優勝小組所提出的項目極可能獲公司採納和支持。

平衡家庭與工作

李: 同學提到設定目標和KPI,而不少公司亦會每半年進行檢討和評估(evaluation)。開放式文化並不意味縱情取樂,公司成敗始終視乎大家的努力。

陳: 我補充一個觀點。麻省理工學院資深管理教授Peter Senge在其著作《The Fifth Discipline》中指出,要避免員工遊手好閒,提高企業效率,自由反而是好事。最重要是在設定公司目標時,要吸納員工的意見。也就是說,員工每天的工作,某程度也是他們想做的事。他為公司效力,也是達到自己的目的,只是在公司裏有更多人與他並肩作戰,協助他完成心願。如是者他自然不會躲懶,並會在自由的環境裏盡情發揮創意和精力。如果員工的心態只是打工,對付出斤斤計較,心裏只打算每天盡力45分鐘,那這家公司就沒有什麼希望。因此公司必須多聽員工的想法,減少由上而下的工作委派方式。

陳: 最後要談的是歐洲企業講求的工作與生活平衡。企業給員工發薪是否已盡責任?為何還要考慮這一件事?

李: 在外國,員工若感到未能與家庭生活平衡,工作環境就有欠理想。我們公司也有瑞典來的同事,他們說當地奉行16個月的有薪產假。那是公司對員工的一種尊重,證明企業同時考慮到她家裏的新生命。此外亦規定了父親最少要領取2個月產假,因為養育子女並非單方面的責任。這些公司力求令工作和家庭生活可以和諧共處,並且把公司也視為一個大家庭,新生嬰兒也是它的一名新成員。在這些公司,員工的關係會更為親密和融洽。

吳: 現時不少公司都會在喜慶節日舉辦家庭日,最近我也帶了我的小朋友參加公司的聖誕派對。那能讓家人體會家庭支柱的工作環境,認識他的同事,對他的日常工作更為了解,而員工亦能在家人面前對工作引以為傲。從此可見,香港的企業也逐漸有平衡企業與家庭的文化。

譚: 香港的英資和美資公司,做法較接近外國企業。我目前任職國企,發現國企原來對員工也頗為體貼。就以產假為例,國內女士有半年產假,男士也有一個月。每逢節慶,公司也會有點禮物聊表心意。當然它不及歐洲企業完善,但我認為那平衡點至少比本地企業合理。

陳: 我以大學為例。每當有校工退休,我都會和他們拍照,過後亦定必把照片寄給他。這也是間接把學校與他的家人聯繫起來,他可以與家人細味這張照片,緬懷自己在學校的工作,並證明自己在學校備受敬愛,院長也特意跟自己合照,並把照片送他留念。他離開學校時,內心有一種光榮感。那是我們對為大學服務了幾十年的同事所盡的一點心意,益證人間有情。

瑞典連續兩年於國際創新指數中名列全球第三。(資料圖片)

瑞典連續兩年於國際創新指數中名列全球第三。(資料圖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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