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融科技創新三大潛力範疇(譚嘉因)
香港的金融科技發展經常被指較鄰近地區緩慢,世界經濟論壇發表《2016至2017全球競爭力報告》,香港全球排名第9,下跌兩位。雖然在基建方面香港名列全球第一,但香港的創新能力卻只屈居全球第27位。如何提升香港的全球競爭力,顯然是一個迫切問題。
先看金融科技,這個範圍其實很寬闊,本文扼要談3個具發展潛力的範疇。
諮詢軟件服務便利生活
一、投資理財範疇
這個範圍會對普羅大眾產生影響,譬如一些投資顧問或理財顧問等專業人士可以透過對你的收入、家庭狀況等數據,向你提議一個適合的理財計劃或退休計劃。目前這些工作是通過人手來完成。不過,當前已開始有一些提供投資諮詢服務的軟件出現,這些軟件透過人工智能技術可向你提出一些問題請你回答。你亦可以向這軟件提出一些心中想詢問的問題,通過在電子平台上的互動,軟件便會向你提供一些投資或理財意見。
這個範圍的科技會愈來愈成熟,國際商業機器(IBM)便利用過往的數據經驗及分析技術,應用到醫療領域,通過軟件為患病者提供個性化的醫療服務,如Watson for Oncology就是一個好例子。根據癌症病患者或疑似患者提供的數據,例如病徵、檢查紀錄等,軟件便可以很快告訴查詢者他的病情,同時提出一個醫療解決方案。如今這些詢問服務的科技已在醫療上得到實踐,推而廣之,亦可應用到相對簡單的投資諮詢領域。
惠及中小企 省行政成本
二、在中小企的商業範疇。中小企業需要與銀行打交道。譬如借款、貿易融資以至信用證(Letter of Credit)等,如今雙方的交易不少是透過文書往來去處理,但將來可以完全在網上妥善處理好。舉例而言,一家小企業擬借貸,目前企業會向相熟的往來銀行籌措。與此同時,根據紀錄這家小企業過去曾向某銀行融資,並且如期歸還,信用紀錄良好。在大數據年代,這家企業便可以憑着過往良好的評級借貸紀錄,在網上向銀行「招手」,邀請銀行向其放貸。最終, 這家小企業便可以在眾多願意向其貸款的銀行中,揀選還款利率最低的一家,節省利息支出。
反過來說,當銀行收到某企業的融資申請,若這家企業是首次申請,該企業的信用評級到底如何,因大家從未有交往,無任何財務紀錄供參考,便不容易洞悉這家公司的虛實和信用,於是便需要申請人提供大量資料文件,包括多年的財務紀錄等,這樣不僅增加雙方的工作負擔,交易費用高昂。目前有軟件工具,可透過非銀行的數據,去審核企業的評級。銀行只要查閱這些紀錄,便可知道這家公司的信用評級,加快審批工作。
三、金融機構的範疇。目前,金融機構包括銀行的後勤支援服務其實非常繁雜。一般人只看到金融機構前台銷售的一面,但背後如排山倒海的工作,如結算以至無數例行的程序工作。若需要結算一個非中央系統處理的交易,往往需要檢視數十個電郵,以作審核決定。目前,這些繁複工作也全部由人手操作,將來是否可應用一些軟件,可自動掃描操作,節省大量人力物力,這些都是金融科技未來發展的可行方向。
在發展金融科技上,香港的確有點落後。相信不少人都有如下經驗,只要拿着一部手機,就可以回內地無論消費購物、乘搭交通工具以至進行支付,都可一一辦到;而且這種懂得充分利用資訊科技的應用者,範圍十分廣泛,不僅熟悉資訊科技的年輕人如此,連農民都普遍應用這些金融科技產品的服務。相比內地這種資訊科技應用的普及性,香港便有所不如。
在培訓金融科技人才方面,由於全世界都對這類人求才若渴。這些專才既有商業頭腦,又要對資訊科技以至數學及統計學有所認識,十分難得。若要大規模培育人才,便需要大學開辦一些學位課程。順帶一說,筆者在職的香港科技大學,今年計算機科學及工程學系便開辦了一個大數據科技理學碩士課程(Master of Science in Big Data Technology),明年商學院亦將開辦一個與商業數據及金融科技相關的碩士課程。
技術轉化中間斷層
另一方面,香港金融管理局與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合作,設立一個金融科技創新樞紐(FinTech Innovation Hub),以加快本港金融科技發展的步伐。
再放眼看新加坡,該國已發展成全球其中一個金融科技中心,究竟新加坡何以在短時間內取得如此可觀成果?有論者指出,當新加坡政府認同某個發展領域,政府便投入巨大資源,並對該行業提供發展誘因,包括稅收和政策扶持等。在香港,即使有跨國科技企業來港設立科研中心,政府亦很難為該家企業提供個別優惠,包括稅務優惠或租金優惠,令香港在吸引跨國科技公司進駐方面不及新加坡。
很明顯,香港的科研能力並不低,香港專上院校的科研能力和研究成果,絕不貧乏。不過,如何把學術研究成果轉化為產品?
從供應鏈角度看,上游的學術成果是基本的創新材料基礎,下游產品或服務面向市場和顧客,中間為應用研究。應用研究中有創新應用價值的技術,最終轉化為商品。這條供應鏈從上游、中游到下游,層層推出,便可形成一個具創新研究到市場應用的循環。
看深一層,商界往往希望研究成果可以馬上轉化為商品或服務,但大學的學術研究並非以「產品導向」為目標。其學術研究轉化為商品有一個過程。在香港,於過程的中間環節往往出現斷層。
大疆擔當拓展者成功
以科大研究生汪滔創辦的無人機公司「大疆」為例。汪滔在科大學習,受業於李澤湘教授,其間在大學宿舍創建大疆創新科技公司,生產無人機,當中的技術成分,得到李教授的基本技術意見指導。如果沒有汪滔成立一家公司,去把技術從學術研究領域發展成為商品,這些創新技術是難以得到落實而成為面向市場的商品。大疆短短十年間成為一家估值數十億美元的公司,無疑是一個成功案例。從中得到的啟發是,大疆在整條生產鏈中,擔任了中游拓展者角色,使這條供應鏈成功層層推進,這經驗值得借鑑。
當然,跨國科技企業可購買一些學術成果,自行在企業內把技術轉化為商品,像日本和南韓,該國的大企業便對學術界的研究有所認識,若發現有發展成為創新產品的技術,便申請大學授權自行投資作技術轉化。然而,在香港缺乏規模龐大的科技企業,因而連這部分的拓展機會也受到局限。
筆者在《香港創新科技發展的路向》一文(刊本欄2015年12月15日)談到,以色列創新科技快速發展成功的原因。最近,筆者再度前往以色列參觀當地的科技發展近況。筆者觀察到,以色列每名年輕人都需要入伍。在軍訓期間,接受很多技術訓練。在國家安全的緊張環境下,生死繫於一線,因此任何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,包括技術的要求都絕不能苟且,加上嚴格的服從紀律要求,這些年輕人都得到了十分扎實的高科技含量知識。
當這些年輕人3年後退役,約21、22歲,仍然充滿創新活力。經3年的磨練,人也較為成熟,加上具備科技知識、信心和紀律精神,通過這些特質去創業,成功的機率比其他國家的創業者為高。當然,以色列的例子相當獨特,其他國家難以複製。香港要加快成功推進創新科技取得成果,必須要把供應鏈中間部分的斷層接通連結起來,這也促進發展最關鍵的一步。
本文由科大商學院傳訊部筆錄,譚嘉因教授口述及整理定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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