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報道指南京有數百名清潔工人要在工作時戴智能手錶,在任何地方逗留超過20分鐘,涉嫌偷懶,手錶就會發出警報,催促工人工作。事件在網上瘋傳,網民紛紛指摘公司此舉不人道。公司負責人在輿論壓力下,宣布暫停響警報,卻仍然要工人戴智能手錶。
在前工業時代,伙計或學徒通常在老闆或師傅的工作坊工作。未能按時交貨,老闆或師傅會辭退他。那個時代,有些夥計跟老闆、師徒的關係,親密如家人,一起吃飯、飲酒是尋常事。當然,亦有老闆或師傅剝削和刻薄夥計或學徒的,但肯定毋須監視。
環形監獄
工業革命來臨,工廠取代了工作坊,勞工要到工廠上班,老闆購買的是勞工的工作能力及時間,當然要監督勞工不可偷懶。起初,工廠工人大多數是從鄉村來的農民,以及外地來的移民、難民等。美國在十九世紀工業騰飛時正是如此。當時,不少企業家發現,基督宗教的信徒往往較自律、較勤力及較有工作熱誠,不必太多監管。難怪十九世紀末的德國社會學家韋伯認為,新教的倫理符合資本主義的精神,有助資本主義的發展。無可否認,當時的新教國家(如英、美、德等)工業化程度都較信奉天主教及伊斯蘭教的國家為高,經濟較繁榮。
這不等於說:企業家不想找個好方法監管勞工。1785年,英國功利主義(或譯效益主義)哲學家謝拉美邊沁(Jeremy Bentham)設計了環形監獄(panopticon),中間建一高塔, 獄卒可24小時居高臨下監視在環形監房中的囚犯。其實,這個設計是邊沁弟弟工程師森姆爾(Samuel Bentham)率先想出來的,目的不是監視囚犯,而是勞工。
俄羅斯帝國軍官,亦即當時女沙皇的情夫波坦金(Grigory Potemkin)所擁有的工廠,大多數工人都是來自不同地區的農民工,欠缺紀律、經常吵鬧。森姆爾想出環形工廠的設計,可惜,工廠未建成,俄羅斯便與土耳其開戰,森姆爾返英國。他哥哥用了他的想法設計監獄。1842年,狄更斯巡視一個類似設計的監獄後感嘆:如此監視,只會令犯人發瘋(insane)。1797年,森姆爾終於設計了一個環形建築,卻是個乞丐之家。
科學管理
二十世紀初,泰萊主義的「科學管理」結合福特主義的流水作業生產方式,令工作愈來愈異化,愈來愈沒有樂趣可言,打工純粹為了「搵食」,監督勞工的需要即相應增加,否則生產效率無從提高。電腦時代來臨,配合感測器的長足發展,一如其他數碼時代的發明,起初的確造福人群,尤其是運動員,可以測計心跳、血壓、姿勢等身體狀況參數,配合科學化訓練,大大提升了運動員的水平。
踏入二十一世紀,被稱為「佩戴物教父」(godfather of wearables)的阿歷斯.彭特蘭(Alex Pentland)帶領他的團隊,陸續發明了谷歌眼鏡、智能手錶及社會計量章(sociometric badge)、身份識別卡等等,收集佩戴者的種種個人數據。2014年,彭特蘭的公司發明身份識別卡,可以偵測及記錄員工開會時發言多少次、每天離開座位多少次等資料。公司表示:身份識別卡並非為了刺探員工私隱,而是希望收集到足夠數據,改善工作環境,「引導」員工向公司期望的方向發展。
美國銀行曾試用該公司的產品,建議員工在同一時間休息而非輪流休息,工作效率提高了20%,員工的壓力和焦慮反而降低了19%。員工辭職和轉職人數亦減少了。還有其他公司的例子顯示:智能佩戴物可以給企業及員工帶來雙贏:公司的產能提高了,員工更開心和滿足。有調查顯示:受訪的英國勞工,45%不反對智能佩戴物,不反對公司收集各式各樣的個人數據,只要公司用以保障他們的健康、安全和改善工作環境。
日後,許多大機構可能在聘用員工時,合約寫明員工要戴上智能佩戴物,容許公司監視其上班時的行動,這樣的話,明天的打工仔便比罪犯更不如。
警方要使用智能佩戴物追蹤罪犯的行為,要先獲得法庭批准,企業卻不用,你不喜歡給人監視,不要來我公司打工吧!更令人擔心的是,怪獸家長會否要孩子全日戴上智能佩戴物,以便父母可以監管孩子的一言一行呢?
撰文 : 占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