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愛的代價（鄧淑明博士）
早前《信報》刊登了智庫MWYO關於本港年輕單親人士就業情況的文章，指這些沒有與配偶同住的年輕人（18至34歲）雖然近四成具有專上學歷，但大多只從事兼職工作，其中持有學位學歷的13%（對比整體青年的6.2%）每周工時在17小時及以下，無法享用連續性僱傭合約的法定福利，例如有薪年假、醫療津貼等。文章指單親青年投入職場的障礙之一是「無法兼顧工作和照顧子女」。
雖然文章沒有列出「單親青年」男女比例，但可以斷言當中以女性佔絕大多數，這是所謂的「育兒懲罰」（Child Penalty）。
早前，3位來自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（LSE）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學者，分析了佔全球人口95%的134個國家數據，把母親和父親的年齡、教育程度、婚姻狀況等，與無子女者比較，發現幾乎每個國家的母親在生育後都減少外出工作，事業發展也因育兒而延遲、錯過晉升或其他就業機會，結果限制了女性的終生收入。這種情況就被界定為「母親的懲罰」（Motherhood Penalty）。
分析指出，全世界25至54歲之間的人口中，有工作的男性為95%，同齡女性則僅52%。為人父母是個分水嶺：男性和女性在此之前收入相若，惟在之後收入就明顯而持續地分化，這在富裕經濟體尤甚。「母親的懲罰」是指女性在第一個孩子出生後的10年內就業率顯著下降，24%婦女在首年就離職；5年後仍有17%人缺席勞動力市場，10年後數字為15%。
有網民留言稱，育兒是很棒的工作，如果不會令生活更貧困，「在我的國家比利時，婦女貧困的風險高3倍，而母親身份令風險加劇。」聯合國機構國際勞工組織估計，2018年全球有6億名處於工作年齡的女性因照顧家庭而無法就業，男性有相同問題的只有4100萬。
要緩減「母親的懲罰」，託兒服務是關鍵。《信報》有獨立研究員比較台灣和香港的社區保母服務。根據政府資料，社區保母是「本着鄰里互助的精神，以義工身份幫助照顧幼兒」。文章作者發現，從培訓、託兒環境、監管和費用等各方面，香港都遠遠落後。例如台灣單單保母資歷，就最少需要修畢126小時課程（香港倡議加強培訓也只是14小時）；當地更因政府資助，每月收費約為千多元，僅香港的三成。
香港不少家庭未能負擔聘請外傭，故此要令女性尤其單親青年重投職場，改善生活，當局在託兒、彈性工作等就業配套政策，實在有待加強。
（編者按：鄧淑明博士最新著作《你未來就緒嗎？》現已發售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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