私隱專員黃繼兒 拒玩微信支付寶 怕資料外洩 笑認很落後

原文刊於信報財經新聞

科技發展日新月異，任何電子儀器均有洩露私隱風險，想避免中招，最重要與時並進；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黃繼兒（Stephen），掌管保障市民「私密」的衙門私隱專員公署，自然深諳此道。

大律師出身的他接受本報專訪，分享自己如何從日常生活開始，做好風險管理，「我不用網上銀行服務，也不用支付寶，沒有WeChat（微信），是很落後的，哈哈。」

黃繼兒於2015年8月出任私隱專員，為期5年，訪問當日剛好完成一半任期，「你說重溫也好、展望也好，我覺得時間上是適合（接受訪問）。」溫故可知新，問到出掌此職至今最大感受，他說：「這是個新工種，私隱法這東西，不是太多律師接觸過，跟人權法一樣，都屬於新學科。」

「（公署）是監管機構而非純法律部門，主要工作除涉及法律的演繹和執行，還要考慮很多實際上的執法程序和方式。」講了幾句技術性「開場白」後，他不忘補充：「我們這裏有很多年輕人，朝氣勃勃，連自己都變年輕了。」

加入公署 學新科技成挑戰

新人事新作風，然而對黃繼兒而言，除應付新的工種，最大挑戰是學習新科技，「無論刑事或民事，法律都是講一些人類自古以來已存在的行為，可是私隱這課題日新月異，沒辦法不跟年輕人一齊去學，由大數據、區塊鏈、擴增實境（AR）、虛擬實境（VR）、金融科技，以至人工智能，都要明白其內部運作。」讀法律出身，黃繼兒學習能力毋庸置疑，他直言專員工作雖充滿挑戰，卻未覺特別困難，是「繁忙」多於「難忘」；事實上，在壓力下工作，他早習以為常，1986年加入律政署（現為律政司）任檢察官，又做過助理刑事檢控專員、副法律政策專員，由動機屬非暴力的「白領犯罪」（white-collar crime），到高層次的法律政策問題，他都處理過。

讀法律的，不少會選擇私人執業，對當年為何加入政府，黃繼兒打趣說是為勢所迫，「細個家境不好，法律系畢業出來，沒有大chamber（律師行）肯收，最好就是入政府，平等機會僱主嘛。」結果一做近30年，本打算退休，求才若渴的「熱廚房」怎會「放生」經驗豐富的精英，「入來（公署）的時候，基本上由零開始，既然應承得（接任）都預咗。」

身為私隱專員，對保障個人資料當然有心得；談到坊間有人用幾張八達通卡，甚至以現金搭車，免洩露行蹤；也有會用不透明膠帶，把自己電腦顯示屏上的web cam（視訊鏡頭）封貼，以防被「遙控」偷拍。凡此種種，黃繼兒笑言：「我都有！（現金搭車？）如今有些八達通卡，不用提供個人資料，我會選用這款，但不代表另外那款有問題，純粹個人喜好而已。」

籲留意下載條款 公眾信任重要

經過銀行，常看到櫃位出現人龍，網上銀行提供較方便服務，可是他也不用，寧去排隊，原因簡單不過：「以前在外國看過一些報告，知道（網上銀行服務）有風險。」有時返到內地，人人用支付寶交易，他鶴立雞群，「只有我用現金買車票，還要周圍都沒人賣給我；（一看便知你是港人？）是呀！而且是香港的老人。」黃繼兒所說有其道理，他不諱言，若大家知道電子支付的背後風險，或許也會「停一停、諗一諗」，「不過很多人無得揀，你下載個App，如果揀『不同意』（條款），就不能使用有關服務，所以這個選擇根本沒意義，公署近年開始與企業討論，行到第一步就會有第二步，大家距離會愈來愈近。」他又提醒「低頭族」下載手機應用程式時，未看清楚即同意條款，亦可能被對方讀取手機內私人資料。

近年社交媒體已融入市民日常生活，黃繼兒仍獨善其身，「我沒有WeChat，10年前開了個Facebook賬戶，卻從未用過，現在很多僱主是看（求職者）Facebook而非履歷；WhatsApp我有，流動支付真的少用，到我這年紀，很少花錢購物，要買的都買過，東西又未爛；去銀行拿一次錢，已夠用一個月。」他續解釋：「反而信用卡我比較放心，始終運作了那麼多年，消費者已有足夠信心，這正是我所強調的『信任』；舉個例子，2010年八達通出過事（把客戶個人資料轉讓給第三者），為何大家照用？因為該公司從善如流，修補工作做得好，挽回公眾信任，這就是成功。」

由法律部門轉戰監管機構，他形容最大分別是：「以前負責提供法律意見，由政府決定；現在拿取意見後，還要下決定，而且兼做調查。」那壓力是否很大？「壓力個個都有，最重要調整心態，做任何事都視之為一個career，而非一份工，盡力做到最好。」每個人都有情緒，黃繼兒坦承也會發脾氣，「適當的咆哮一定有，否則如何釋放壓力？年輕人可能覺得你鬧他，對我們老人家來說：『打工嘛！當然包括捱鬧』，除非自己做老闆，或者當法官，至少開庭時無人敢鬧你。」

採訪、撰文：許鎮邦、黃翹恩　攝影：何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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