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AI準確統計遊行人數 (吳歷山)
民陣聲稱的200萬人遊行，意味除了老、弱、病、幼和無法出動的人士以外，香港有約一半市民上街抗議。（法新社資料圖片）
遊行集會，尤其是大型事件的參加人數是衡量事件性質和影響力的重要指標，是政府、政黨及廣大市民最關注的陰晴圖和氣象表，也是當局制訂政策的重要參考。但是一貫以來，香港對遊行集會的統計陷於一片混亂，數字落差之大令人咋舌。以最近3個月的人數統計為例：
巨大落差 數字失意義
3月30日第一次反修例遊行人數，主辦方（民陣）報1.2萬人，警方報（指高峰期．下同）0.5萬人（相差2.3倍）；4月28日第二次反修例遊行，民陣報13萬，警方報2.3萬（相差5.6倍）；6月4日六四燭光晚會，支聯會報18萬，警方報3.7萬（相差4.7倍）；6月9日反修例大遊行，民陣報103萬，警方報24萬（相差4.3倍）；6月16日反修例大遊行，民陣報200萬，警方報33.8萬（相差5.9倍）。雙方數字相差倍數直線上升，而絕對數字相差高達160多萬的有史以來的最高峰，究竟哪個數字更接近事實？
民陣指他們是分幾組人在幾條天橋計算人數，按路面範圍有幾多人，再以通過的人流計算而得出人數；警方則是派員於多個高點作出觀察，以及點算某一時段在不同區域所聚集的人數，從而評估參與集會的人數，並稱屬「粗略估計，供內部參考」，似乎也留下空間讓人自己去推測遊行總人數。
民間方面，如雷鼎鳴教授的計算方法，計出的人數與警方較接近，也有參與遊行的學者用目測估計人數，卻與主辦方的數字接近。但以上均以人工點算為主，難免受到人為因素的影響和左右。
按一般理解，數字的巨大落差源自於政治炒作，有些人力求擴大影響把數字盡量「放大」，有些人為了降低遊行效應把數字盡量「縮小」，因此有指均屬「臆測數」、「政治數字」或「印象數字」之說。但是，當差距愈來愈大，就失去了數字的真正意義！騙了自己，也騙了全世界。
大型事件的參加人數是衡量事件性質和影響力的重要指標。（何澤攝）
就拿6月16日民陣聲稱的200萬人與警方聲稱的33.8萬人來講，這可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，200萬人遊行意味除了老、弱、病、幼和無法出動的人士以外，香港有約一半市民上街抗議；而33.8萬人遊行意味約每20人中有一人上街抗議，這兩項數字向社會發放的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訊息，決不能含糊不清！
人數的精準統計不僅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義，在商業、民生、治安、交通等領域也極為重要，在軍事上更是「差之毫釐、謬以千里」，來不得半點的誤差，因此，現代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（Artificial Intalligence, AI）在這方面突飛猛進。早在十幾年前已聽說，衞星定位已精準到能清楚分辨地球上1米大小的物體形象。這些年，隨着科技發展，精準度大大提高不在話下。
AI替代人力 勢在必行
本月25日筆者隨「香港智庫大灣區考察團」訪問廣州一間專注電腦視覺與AI高科技公司，該公司2017年3月與百度、騰訊、科大訊飛同時被國家發改委確定為國家「互聯網+」重大工程及「AI基礎資源公共服務平台」建設單位，在AI應用在商業、民用、大型人流統計等方面有突破性的進展。
因應近來香港遊行人數的爭議，訪問團成員詳細詢問了關於大型遊行用Al統計人數的問題，回答是「技術上完全沒有問題」，令人振奮。日前，香港也有Al專業人士提出可以用Al取代人手，提供更準確的遊行人數。
可以肯定的是，以目前科技水平，完全可以更精準統計遊行和集會的參與人數，「這不是做不到，而是做不做的問題！」
筆者建議，政府和民間的機構團體盡快投放資源，引入AI設備和技術，必要時可開放個別專業航拍作出配合，對大型集會遊行等事件，在保護私隱的前提下，做出數據收集和科學分析，為社會提供真實可靠的人數統計。
香港有Al專業人士提出用Al取代人手，提供更準確的遊行人數。（法新社資料圖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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