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流行vs疫症 死亡率爭議 (黃岳永)
世界衞生組織(WHO)拖拖拉拉一個多月,終於把新冠肺炎定為Pandemic(全球瘟疫大流行),老實說未免太遲。隨着南韓、意大利及伊朗等地確診病例迅速增多,歐洲多國與美國多州相繼失守,大家已就新冠肺炎的疫情作出定論,德國衞生部長Jens Spahn早前曾指新冠肺炎已經演變成「全球大流行」,更預告情況會進一步惡化,明顯完全當世衞透明。
據2011年Peter Doshi在世衞發表的簡報中指出,其實世衞從未正式為大流行作出定義。如參考1918年席捲全球的西班牙流感,這個被定義為全球大流行(flu pandemic)的病毒,估計死亡率為2.5%至5%。世衞月初表示,新冠肺炎的全球死亡率為3.4%,遠高於流感的0.1%。惟個別地區公布的死亡率並不相同,其中以意大利最高,目前達4%。香港大學醫學院團隊和一眾專家則推算疫症的死亡率為1.4%,明顯各方對疫症的危險性都有不同看法。
從數據學來看,數字出現差異是因為數據本身便不盡相同。例如在中國境內,武漢的病例便遠高於內地其他地區,死亡人數亦是各省市中最高;但若把數字平均化,中國整體染病數字便顯得不是那麼驚人。事實上,若身處武漢,肯定感受到在疫情下整個社會及醫療制度已經處於崩潰邊緣,相對之下,其他中國城市雖然均如臨大敵,卻未見到需要全面封城或醫療系統不勝負荷的情況。
2003年深受沙士(SARS)疫情影響的香港及台灣,在新冠肺炎疫情甫出現時全民即十分着緊,台灣政府迅速控制出入境防止病毒在社區擴散,並向民眾提供準確訊息;香港特區政府則一直「佛系」應對,特首甚至稱無必要戴口罩,然而「不信者得救」,民間知道依賴政府無用,馬上代入當年「沙士模式」,更自發地達致全民戴口罩,受感染與死亡率低是可預期的。相對之下,像伊朗、巴基斯坦等對疫症沒有什麼準備的國家,自然會成為傳播和死亡重災區。
除了監察系統的分別及市民對疫情經驗之外,未經檢驗的病例數目亦會對計算死亡率的分母和分子構成影響,例如有沒有標準化的確診標準?檢測有否延誤?試劑盒是否不足?測試收費會否太高?不少意見認為,中國公布的數字未有準確反映實際情況;在美國也有報道指沒有醫療保險的美國人,需要花費1000美元以上作檢測,治療總費用恐怕遠高於此數,而當前約有2700萬美國人沒有醫保。
我在大學教數據科學,常說的一句話便是數據需要了解和追蹤,才能建造可靠的模型來作出推論。若要知道今次疫情的實際影響,不單止看政府及世界組織所公布的數字,更要了解各地的客觀條件與限制,把數字組合、調整並放大,才能了解實際情況,針對疫情作出反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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