區塊鏈應用激勵有不足須補缺 (黃昊)

本文作者黃昊，為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會計學系副教授，為《信報》撰寫專欄「解牛集」，此為節錄版本，原文請按此

著名知識產權媒體IPRdaily日前公布「2018年全球區塊鏈專利企業排行榜」，阿里巴巴擁有90項區塊鏈專利，位居第一，聯同今年7月，美國《財富》雜誌發布世界500強企業排行榜來看，上榜的中國企業達120家，其中，有46家不同領域企業都涉足區塊鏈，可見區塊鏈技術在中國的發展，相當活躍。

目前，不少企業對區塊鏈進行了業務發展的布局，而區塊鏈技術從金融領域，不斷滲透到醫療、電力、文化、農業等實體產業領域。然而，公司對區塊鏈技術的應用，很多仍停留在探索、研究或觀望階段，離規模化的應用仍有一段距離，箇中其實牽涉到應用的激勵性（Incentive）問題，很值得討論，因為這個問題對區塊鏈未來發展舉足輕重。

「搭便車」佔便宜

首先，區塊鏈技術的應用是想解決一個「信任」問題。清楚看到，只有當多家不同的公司都應用區塊鏈技術，才能突顯其最優應用價值，若只是一家公司或擁有多家子公司的內部大集團，基本上沒有交易的「信任」問題，嚴格來說，毋須採用區塊鏈，因為一個中心化的數據庫，可能較去中心化數據庫的效率更高。若從一個行業發展的角度來應用區塊鏈，則誰首先出資去搭建和提供這個區塊鏈平台？當中便牽涉到經濟學上「搭便車」（free-rider）的問題。「搭便車」的概念，是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（Mancur Olson）在《集體行動的邏輯》（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︰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）提出來，分析在公共產品上，個體不願意付出成本，或以成本低於其應該負擔的部分，去享用這公共產品。

同樣道理，在搭建一個有點類似公共產品的行業區塊鏈應用平台，誰來牽頭出資？即使明白搭建之後，這個滙合很多不同公司的「大集團」（consortium），大家都有好處，但是，有成員獲得的好處，較其他一些成員為大，於是就不排除有成員「謀定而後動」，想坐享其成。這樣一來，一個激勵性問題便無法避免。

先行後動費煞思量

除了「搭便車」，一個關乎商業行為個體本身的發展考慮，究竟是「先驅先行」，還是「靜觀其變」，才投入這個發展潮流中？因為區塊鏈技術雖然面世了10年，但真正投入此技術領域，研發其應用，只不過是近三四年左右。譬如，以區塊鏈技術支持的比特幣，面世之初，一秒只能做7個交易，到了以太坊，一秒可以做數十個交易，但目前，一些企業的私有區塊鏈交易次數頻率，一秒可有幾十萬次，可見技術的進步相當快。

故此，何時把公司的系統轉換到區塊鏈系統？委實費煞思量。若把目前運作中的系統進行更換，過了一段時間（可能很短），區塊鏈技術又有突破，這個系統「過時」了，那怎麼辦？又再花成本更新？

區塊鏈技術同其他技術不同，用其他電子技術生產出來的商品，即使過時，但個人依然可以繼續使用。但區塊鏈平台則不然，過時便可能一無用處。因此，去中心化的共用系統，必須有一個明確的規則與標準，實在不言而喻。

此外，在共用的區塊鏈平台上，參與其中的不同成員，大家都需要把本身的一些數據上載到平台。當中數據所牽涉的同質性或異質性利益，如何分配和處理？以供應鏈（supply chain）為例，由鏈條起始的原材料、零部件生產、裝組到成品，鏈條往往很長。每一步的過程，當中的數據，過去或並非以電子數據形式庫存，而是以文書記錄方式存檔，要把每一步的數據都找出來，無疑是一項非常艱巨的工作。

即使可以完成，把數據上載到區塊鏈平台，而且用處很大，但是否供應鏈上每一家企業，都有激勵性把數據向群體公開？筆者記得，日本於2011年3月爆發「311大地震」後，豐田汽車很想知道，即使自家公司的工場沒有受到影響，但其生產鏈逾千個零部件供應商，其對上一級，以及再對上一級的兩級供應鏈廠商，若受到影響，都會影響到豐田汽車的生產，於是豐田便向其約500個第一級（Tier one）的零部件供應商作出查問，它們對上兩級的供應鏈商是來自哪一個工場，若該廠地受到大地震波及，也可以提早作出準備和安排，避免生產受到衝擊。

長鞭效應扭曲訊息

然而，在豐田這條生產供應鏈商中，只有一半向豐田透露了相關訊息，另一半則以公司私務訊息為理由，拒絕向豐田披露，相信是害怕豐田自行去接觸其在供應鏈上的連繫商，或者害怕遭發現其邊際利潤過高等等。可以想像，在這條供應鏈的運行狀態下，即使供應鏈在區塊鏈上的使用可提高效率，但結果也難以成事。因此清楚看到，這不是一個技術問題，而是激勵性問題。

在供應鏈上有一個「長鞭效應」理論，分析在供應鏈上每一個節點，都是根據來自其相鄰下一級企業的需求訊息，進行生產或供應決策。若需求訊息出現失實，這種不真確性將沿着供應鏈逆流，並且產生逐級放大效應，當扭曲的訊息抵達最終源頭的供應商時，其所獲得的需求訊息，便和實際消費市場的情況出現很大差異。如果供應鏈上所有企業都能把資訊在區塊鏈上公布，的確能減少長鞭效應。但是在供應鏈上，對供應商來說，下游企業訂貨量過大並不是件壞事，可見有時候不共用資訊是由於激勵性，並不是用了區塊鏈就可以解決的。

隱蔽性造假遺害更大

此外，據「阻力最小路徑」（path of least resistance）理論，當一種造假的成本增加以後，企業會更換造假的方式。引伸來看，在參與集團式區塊鏈平台的成員，如果要造假來優化或提高本身的利益，可以利用區塊鏈下的路徑來實行。

舉例而言，假設一家公司高層想粉飾盈利，有兩種造假手法。第一，在會計賬上造假，如報大收入，報少支出，使盈利數字增加，但造假賬對公司的營運基本沒有太大影響，主要是會計賬上數字不同而已。

若然對公司賬目的審計嚴苛，對賬目造假予以嚴懲，假如公司高層依然有激勵性去粉飾表現，「做靚盤數」， 他可以通過公司營運的操作來造假，譬如，在會計當期，公司原本打算投入一億元到研發當中，但想盈利數字提升，於是大幅削減研發資金，這種削減完全在審計上說得通，因為經理人認為，這個項目的風險太高，資金不宜多投入，這種做法對公司未來發展會產生實質性影響，其禍害反較造假賬更大。

激勵性影響發展前景

第二，記得2008年三鹿集團生產的奶粉，滲入了有毒化學原料三聚氰胺，導致大批嬰兒腎結石病例.。事故起因是2004年爆發阜陽劣質奶粉事件後，產品質量監督加強檢驗奶粉中對蛋白質、亞硝酸鹽，以及抗生素殘留等營養指標。為了達標，加上在競爭中減少成本，提高利潤，於是在奶粉中混入三聚氰胺，以便在進行蛋白質含量測試時，提高氮含量水平。換言之，蛋白質達了標，實際是在源頭上做了手腳。雖然品質監督的出發點是好的，結果卻是企業採用了後果更加嚴重的造假，

在區塊鏈上進行銷售，貨品的產地來源和運貨過程可以一覽無遺，譬如，標榜是有機蔬菜，產地和貨運過程一清二楚，但蔬菜有否在最初源頭下農藥，或用其他手法造假，完全牽涉到源頭商有沒有老老實實營運的激勵性。換言之，應用區塊鏈技術而在鏈外造假，造假的手法，轉換到以另一種更隱蔽的方式進行，這種轉換對消費者的損害也許更大。因此，如何解決區塊鏈應用的激勵性問題，足以左右區塊鏈技術發展的廣度與深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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